聚焦2014年浙江省两会:新改革新期待中小学辅导品牌

来源:互联网新闻 时间:2020-04-30 15:29

小屋有窗口却无窗扇,所以确切来说,那只是墙上一个四四方方的洞。这个冬天的早晨,冷风直灌进来,将悬在床头的裤脚一阵摇晃,但包裹在油腻、泛黄被褥中的人,一动没动。

63岁的谢龙根无亲无故,独自生活在丽水松阳县大东坝镇蛤湖村,吃喝靠村民接济。曾有好心人将他送进敬老院,可没几天他就待不下去了——公立敬老院床位少、护工少已是众所周知,那里的老人需要自己洗衣服和被子,而谢龙根恰恰缺少自理能力。

大概400公里外,嘉兴海盐的伍运兴照例起得很早,他要去自家农场平整土地。这个放弃20万年薪去种地的男人,不怕吃苦,不怕老辈人偏见,却暗自为资金周转发愁——为了30亩的葡萄和100多亩的樱桃,他已将用于买房的60万元投进去,还借了点,仍是不够用。他想知道,能否让他用农场大棚做抵押贷点款。

“好歹总要撑到今年夏天葡萄上市吧。”他给自己打气。

这样的一个早晨,舟山白沙岛上旅店老板娘竺亚飞,提着满满一桶水去二楼。岛上缺水,二楼旅客早上洗漱的水总得备好。上楼时,桶里的水晃荡起来,她跟着摇晃了一下,只好停下。直起腰,她看看没走完的楼梯,叹了口气,重又提起水桶。

东航飞行员丁忠华这几天没有执飞任务,不过,作为管理人员,每天清晨他照例要关注雾霾情况。这两年,浙江几个城市雾霾天越来越多,航班因此延误的次数也越发频繁。几天前在宁波机场,丁忠华执飞的航班就因雾霾而延误。

常飞北京的丁忠华,希望浙江这边的空气至少不要像北方一些城市那样糟。上月一次飞行中,因为北京地面雾霾严重,他不得不将已准备降落的飞机重新拉起来。

……

这个早晨,浙江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将拉开大幕。

十八届三中全会揭开新一轮改革的大幕,浙江省会有何动作?会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什么?

谢龙根、伍运兴、竺亚飞们期盼着。 记者 王君权

【杭州】 怕噪音扰民半年三换场地的广场舞者於秀英:求一方天地,能尽情跳舞还不扰民

求一方天地,能尽情跳舞还不扰民

“音响放哪里?墙上有插头吗?”

“音响就放在四个房间的过道上,这样大家都可以听得见,又不会影响其他住户。”

1月5日上午,於秀英、斯乐超、蔡大姐在QQ上热火朝天地聊着,不是为了谁家的装修,而是她们的广场舞舞蹈队又要搬家了。

新地点在钱江水晶城9幢一楼,是个毛坯的办公用房,不平的水泥地,掉粉的墙壁,没有灯的天花板,最大的房间也不过三四十平米……虽然条件很简陋,但大姐们却很开心,最起码有了个小空间,刮风下雨也不怕,还能避开雾霾——最关键的是,音响一开,不影响其他住户。

这是这支成立半年的舞蹈队第三次搬家了。

59岁的於秀英是舞队组织者之一,原本就想着和小姐妹们一起活动活动,锻炼身体,也增进彼此感情,可这半年碰到的困难,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舞队是2013年7月10日成立的,最初只有10多人。刚开始,大家在小区的花园里跳,渐渐就有58名队员。

花园挤不下这么多人,还容易吵着人,于是我们搬到小区正大门门口,这里到马路之间有个小广场。

但人一多场地一大,小喇叭就不够用了。大家凑800元买了套音响,跳起来更有劲了,但麻烦来了。

离正大门最近的1幢和2幢住户向物业投诉,说音乐声太大。我们赶紧一边解释,一边想办法。

先把音响挪到树边,然后又移到花坛里,前后不下五次,最后放到大门墙角下——门楼可以挡住部分声音。音响每移一次,我们就跑到1幢、2幢去听,直到确定影响不大。

这样对住户影响小了,可音响声音一小,后排的队员听不清,经常跟不上音乐跳错。

坚持半年,实在影响效果,只好再想办法。正好浦沿街道滨盛社区在小区里有个毛坯房,我们就借来,装了灯,打扫干净,每晚7点到8点去跳舞。不过,被分散在四个房间里,始终找不到一起跳的感觉。

我们50多位姐妹,很希望能有个场地,不用像吴山广场这么大,但只要是个场地,可以尽情地跳舞,又不打扰别人就行。

记者 姜赟/文

实习生 于诗奇/摄

【杭州】 天天开车跑延安路的公交司机沈伟娣:市区道路,但求别年年降速

市区道路,但求别年年降速

沈伟娣,杭州公交电车分公司四车队55路司机。从1994年起,在公交上干了20年,眼看着窄小的道路一天天拓宽,眼看着马路上的车辆日益增多,眼看着路面越来越堵。

刚进入公交公司时,我是一名售票员。1997年我开始开电车,十年后顺应改革,与电车告别,做55路公交司机,一直到今天。

55路是环线,从武林小广场出发,途经杭州大厦、火车东站、新城隧道,最后沿着延安路再回到起点,可以说是贯穿了大半个杭州市区。

2010年以前,我跑一圈大概50分钟,现在要70分钟,还是交通正常的情况下。遇到个雨雪天,商场搞活动,两个多小时一圈是常事。

早高峰限行后的头半年,感觉像回到了几年前。现在车子越来越多,限行效果就不明显了。

最近一次大堵是去年12月16日。下雪,真的是寸步难行,从延安路湖滨到延安新村,短短三站路,开了将近一个小时。在一个路口前,绿灯只剩三秒了,前面还有一辆车,我估计过不去,就提前制动。一个男乘客就骂我,干吗不踩脚油门赶紧过去?你不赶时间我们大家还要赶时间的。

他骂了一通难听的话,我的解释也不听。想想是有点委屈。在安全和赶时间两者之间,我只能选前者的。 记者 陈翔 文/摄

【宁波机场】 老在起飞时遭雾霾偷袭的飞行员丁忠华:雾霾一来心发慌,但愿少些再少些

雾霾一来心发慌,但愿少些再少些

1月6日早上6点多,宁波机场的跑道上,东方航空一架直飞北京的飞机正做起飞前的准备。

“6点10分,天气够标准,正常准备。”

“6点30分,天气够标准,正常准备。”

飞行员丁忠华的耳机里,公司运行控制中心正发送实时气象预报。

丁忠华已准备好起飞,突然,他看到,远处跑道上起雾。

“等等,有雾霾。”几乎同时,耳机里传来控制中心副总经理赵家宇急促的呼叫声。

跑道上的雾霾越来越浓,一点点逼近,能见度500米、400米、100米、50米……最后连跑道上最近的助航灯都看不到了。

安全起见,机长安排旅客到候机楼。

坐在驾驶舱,丁忠华听到自己轻轻的一声叹息。

38岁的丁忠华,14年工龄的资深飞行员,已安全飞行10000多个小时。这两年,雾霾天越来越多,像这样航班延误的次数也越来越多,甚至,有时候飞机降落都受到影响。

一个城市空气怎么样,在飞机上看是很清楚的,尤其是降落的时候。

2000年左右,在宁波机场降落时,眼前一片明净,以后就一点点慢慢变得浑浊了。

大概三年前开始,一到雾霾天气,降落时看整个城市,全是雾蒙蒙的,有时候那雾还有些黄,看着像一个蒸笼。

也就是三年前开始,像本文开头那样因雾霾导致航班延误的事也越来越多。航班一延误,乘客难免要懊恼,我们也郁闷。对于我来说,航班一延误,就得待命,这些待命时间原本是可以用来休息的。我一般是一个月飞15天休15天,现在待命时间一多,每月休息时间大概要少两三成。

现在我的心愿是,宁波的空气能好起来,至少不要变成北方一些城市那样,从空中看,那些城市完全被笼罩在浓浓的黄雾中。

我飞北京比较多,那里雾霾一大,有时候真是提心吊胆。上月哪一天我忘了,我飞北京降落时能见度很低——大概刚刚到可以降落的标准,塔台通知可以降落。

我从飞机上一看,几乎看不到跑道,再低点,还是看不到,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单从技术上说,即使机场能见度为零,我也能安全降落。可是,从保证绝对安全角度,我拉起了飞机。

在上空盘旋了一会儿,确认地面能见度好一些了,才降落。这在我们行业术语叫“复飞”,机上乘客紧张得不得了。其实,遇到这种事情我也紧张啊。

1月6日上午9点,雾霾淡了,达到起飞条件。

“9:00,天气恢复标准,正常准备起飞。”

丁忠华拉起飞机,往北京方向去了。

记者 王健

【宁波余姚】 “菲特”进水,损失六万元的烟酒店老板娘陈吉萍:希望地下排水网更高效更给力

希望地下排水网更高效更给力

宁波余姚花园新村东门对面有家“朵朵烟酒店”,老板娘叫陈吉萍。每天下午2点,她从麦当劳下班,回来边吃午饭边看店。

一店之主,为何还到麦当劳做服务员?这还要从2013年10月,强台风“菲特”袭击余姚说起。

那几天,“菲特”降水量惊人,余姚全城70%被淹。“朵朵烟酒店”被泡了7天7夜,店内的烟、零食、货架、冰柜等家当,不是被冲走,就是浸泡太久,报废了,损失了六七万元。

为早点填平财务窟窿,陈吉萍找了份兼职——去麦当劳上班。

那场大水,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慌。

去年10月7日晚上,店里进水了。我和老公急忙把所有的烟都装进箱子,捆好,摆在货架的最顶端。安排妥当,快十点了,我们才回到隔壁的房子休息。

十一点,我睡着没多久,被水声吵醒。睁眼一看,水都快满到床上来了。我家的床是用两层啤酒箱加床板搭成的。我推醒老公,在床板下又垫了一层啤酒箱。

不到半小时,水位又逼近了“床沿”。我俩只好抱着女儿和被子逃了,在花园新村随便找了幢楼,在二楼的台阶上蜷缩着过了一夜。

第二天回来一看,我懵了。屋子的木门不见了踪影,地上的几十箱饮料也没了,烟酒店的卷帘门被积水冲得变形了,一半成直角折了进去。店里靠门一侧的货架上空荡荡的,摆着烟的货架趟在水里,冰柜都漂起来了。

真是欲哭无泪啊!

我们门前这条东旱门路上,开店的老板们都损失惨重。我和我老公只得另外又找了份工作,我在麦当劳做服务员,他在一家饮料批发行做力工,两人轮换着看店。

新的一年,希望风调雨顺,希望城市的排水管网更给力,别再让我承受“天灾”了。

记者 李竹青

【温州乐清】 艰苦创业却缺少资金扶持的小企业主林贤攀:小微企业融资门槛能否再低些

小微企业融资门槛能否再低些

林贤攀,身边人习惯叫他阿攀,从小生长在温州乐清柳市镇这个全国著名的“电器之城”,让这个今年只有24岁,学历不高的小伙,自然而然地做起了电器加工的生意。

阿攀的小厂主要做电路线板的加工,还包括一些电路开关等。3年间,他从几个小伙伴合股开始做起,到目前雇佣的工人数,已有10多个。

然而,面对刚刚过去的一年,阿攀说,做得很辛苦,小微企业发展快,但是贷款不容易。

前几年生意还好,能赚到钱。去年有些难,贷款、销售都有困难。

去年年初,厂子需要一笔资金投资,一家商业银行的业务员来找我,说要给我贷款,利率跟国有银行差不多,当时听到还挺高兴,因为如果要向国有银行贷款,厂里能抵押的东西不多,比较困难。

可是,那名业务员也提了个要求,说如果要拿到贷款,就要参加“联保”。

所谓的联保,就是多家企业的相互担保,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一家出了问题,另外几家要承担剩下的债务。

最后,我想想还是稳当点,宁愿赚少点,也不能冒风险。

现在想想还是挺幸运的,去年年中,就有好几家算得上规模的企业因此出现了倒闭的现象。

这之后,我就想把厂子做得更稳些,然而,这样的模式,和周边同类小厂相比,发展速度还是慢了不少。

另外,以前我们不愁产品销路,都能统一卖给本地经销商。但去年以来,经销商告诉他们,产品的需求量在不断减少。

虽然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温州市对小微企业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但能真正惠及我们的,现在还看不到。

没有办法,我们开始尝试在全国各地参加各类电器类的展会,也开始学起了网上经营。但总的感觉是现在越来越难做,我想如果真不行,我们只能考虑把厂子搬到劳动力更低一点的地方去做了。

所以,我很希望,政府能出台一些对我们有利的政策,帮助我们小微企业先在家乡好好发展起来。 本报记者 王益敏 文/摄

【嘉兴海盐】 放弃20万年薪去种地的农场主伍运兴:在农村创业,需要更多的支持

昨天下午,农场主伍运兴在田埂上搬基肥,满头大汗两脚泥巴。趁天气好,他们要抓紧时间平整、打坑、施基础肥料,争取年前能够把樱桃苗栽种下去。

两年前,这个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高材生,还坐在有空调的设计院办公室里,绘制市政道路的设计图纸。

2011年底,带着自己的田园梦,他和妻子张国萍放弃总共30万左右的年薪,回到妻子老家海盐。2012年,夫妻俩承包30多亩地种葡萄,2013年9月,又承包了100多亩土地种樱桃。

2013年3月5日,他们拿到了家庭农场的营业执照,成为海盐第78家家庭农场。

现在政府对家庭农场有不少扶持政策。比如海盐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王其松,与我们结对,当起了我们的技术指导。每个月,王老师都会来农场指导,水肥管理、修剪枝丫、覆膜保温、防治病虫害等,这对于原本外行的我们真是莫大的帮助。

今年3月,海盐县在农场附近造的小农水项目就能投入使用了,微喷灌和滴灌设施能够覆盖整个农场,这样,就不用再愁旱季灌溉问题了。

不过,农业早期投入大、产出回报慢,资金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农场投入的第一笔钱60万元,是我俩本打算用来买房的首付——这已是我们的全部积蓄。而到今年夏天,葡萄结果才有收获,樱桃是三年产的,至少要三年后才有收益。

我们想了些办法:去年上半年,我们申请到1.2万元大学生创业补贴。另外,海盐县家庭农场信用评定中,我们的农场被评为A级,有30万信用贷款额度,其中10万元是免担保的贷款授信。父母也拿出了积蓄,亲戚那里也借了点,但还是不够。我只能指望夏天葡萄丰收,把资金回笼一部分。

所以,我特别希望政府能在贷款方面,扶持一下回农村创业的年轻人。毕竟他们经济底子薄。我在想,能否拿大棚做抵押来贷款。钢棚、种苗都是投入,如果能用它们贷到款,也能缓解后期资金投入的难题。

此外,农场要发展起来,农村基建方面可能还要有所提高。我们所在的村很多路还都是泥路,很窄,如果公路能直接通到田头,那收获时果子就可以直接从田头运出去了。

本报驻嘉兴记者 黄娜 文/摄

【湖州】 刚取得名分的“滴水公益”发起人大北:请给民间公益组织多点信任

去年底,大北收到一份大礼:滴水公益终于独立登记了,这个8岁的知名公益组织,终于有了名分。

熟悉公益的人大概都知道大北和他的滴水公益。2006年,这个1971年出生的安吉男人,辞掉企业经理职务,和两位网友创建滴水公益。从此,他为之投入了全部的积蓄和精力。

在汶川地震、西南旱灾中都能看到大北和滴水公益的身影,除此之外,他们还致力于助学、扶贫、环保等十多个公益项目。

但2013年11月之前,这个拥有5000多名义工,全国15个城市都有分部的公益组织,其实只是一个黑户。

以往,民间社团是不能在民政部门独立登记的。没有登记,就没有什么发票公章,也就没法和企业合作。

后来,滴水公益找到浙江省阳光教育基金会作为挂靠的主管单位。

有了主管单位的帮助,的确解决了许多问题,但中间的手续和流程依然比较费时,有时候遇到紧急状况,根本来不及处理。

去年9月, 浙江省民政厅发文明确包括公益慈善类的四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于是我们立刻准备材料提交了申请。

现在滴水公益终于有了身份,社会的信任度肯定增加了,但我的感觉是,目前不论是官方还是社会,对公益组织还是有那么点不信任。

我去四川甘肃等西部贫困山区,发现那里对衣物的需求量很大,当地人也不止一次询问能不能多运些衣物过来。从2008年起,滴水公益就开始在部分社区组织旧衣物捐赠的活动,一年,仅杭州,就能收纳到10万多件衣服,这些衣服要经过义工们整理分类后再运输到需要的地方,这中间需要一大笔钱,也需要有放地方的仓库,受到各种限制,我们只能消化掉10万多件衣服,但西部地区的需求量远远不止这些。

所以,我希望政府能更信任民间组织,相互之间能有更多的合作和互动。

比如,政府完全可以把旧衣物捐赠当作一个项目来做,然后购买这个服务。

有了这种支持,我们就可以有固定的场地和财力,就可以把这个事做得更细致,比如清洗消毒等。这样,城里人的旧衣物有了去处,又能帮助那些需要的人,一举两得。 本报记者 吴朝香

【绍兴】 举证时遇险的环保发烧友徐磬石:治气治水防偷排,得走“群众路线”

1月13日下午,东阳市南马镇,徐磬石带着他的小伙伴出现在这里。

这次出行,是因为他们在网上看到,镇上一家大企业在违规偷排污水,附近的居民投诉一直没有效果。于是,他们开着车从绍兴赶去。

徐磬石是绍兴人,90后,他和一群热爱环保事业的朋友共同发起了绍兴市朝露环保公益服务中心。

举报过很多偷排的企业,徐磬石也遇到过很多威胁。那天,他们在东阳同样遭遇了艰险。

到达镇上已经是傍晚了,我和环保志愿者们开始排查。

录像,拍照,取证……接着,他们拨打了当地环保部门的电话。电话挂了没几分钟,企业里出来一个负责人,开着路虎。

他让我们进去谈,我们没有进去。结果不久,二十多个人赶来了。开始打我们的两个环保志愿者。

这样被打的经历,我们还是第一次碰到。后来我就报案了

后来在调解下,我们跟企业进行了和解,但并不意味着会放弃对该企业偷排证据的收集。

我真心感觉,举报难,查处难,尤其是在外地,地方保护主义很严重。

说起环保,是2010年一次“清源行动”让我关注到的,当时看到绍兴袍江、滨海工业园的环境被污染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所以我想出一份力,去改变这个现状。

与其说我是环保志愿者,我 觉得环保发烧友这个称呼更适合我,因为我就是纯粹热爱环保,我只想呼吸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

前些天,也是一家企业偷排污水,污染了6亩农田,我和志愿者们去调查,取证,然后举报。

环保执法人员赶到了现场,最终这个企业得到了处理,污染的农田得到治理。虽然离我们预想的结果还有些差距,但是毕竟,问题得到了解决。

新的一年,我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另外环保部门也能越来越给力。

对污染行为公开化处理,让公众共同给强势的企业施加压力。

不管怎么艰难,我还是会和小伙伴们坚持下去。

本报记者 史春波

【金华】 自媒体创业者俞继红:让年轻的互联网创业者包袱再少些

打开iPad,将全国当天的热门新闻或是金华本地的即时消息进行更新,几分钟里就会涌入了百余条网友回复。

这是47岁的俞继红每天必做的一件事,作为一个拥有10万粉丝数的自媒体“牛通社”掌门人。他现在出门可以不带钱包,但一定要带着有3G功能的iPad,因为每天要用它更新数十条的新浪微博以及微信朋友圈。

做过健身俱乐部创始人、游戏虚拟交易平台首席战略官、房地产公司老总、自行车爱好者,现在换了身份转做自媒体,他感觉现在这一行的创业门槛还是有点高。

去年4月,我开始在微信上玩自媒体,取名“牛通社”。

去年8月,看到新闻里有3个中国商人在阿富汗遇袭,那天下午,正好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的哥哥在阿富汗遇难了,那人也是我的朋友,于是那天我发了微信,当时希望大家能关注这起悲剧,帮帮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

或许因为第一个在网上透露遇难者信息,后来很多媒体来采访我,再后来,牛通社的影响力开始变大,很多人加我好友,各个阶层的都有。找我帮忙、向我报料的人越来越多了。

很多年轻人都看到网络经济未来的影响力,想成立网络公司,但是遇到不少问题。有人就和我反映,他想开一个网络公司,想开在家里,方便、自由,还不用房租,但根据规定,申请表要到居委会盖章。而居委会的人说,开公司会有污染有噪音,就是不盖。你说一个网络公司又不是大排档或者KTV,能有什么污染有什么噪音?但居委会就是不盖章,这个公司就没法开。

开公司确实不省心,因为开公司还有其他门槛,比如公司出资必须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这要一笔钱。比如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要3万元。还要到指定地方刻公章,又是几百元。

我和金华网络经济发展局局长叶新良专门讲过这些问题,淘宝上刻一个章只要10元钱,到指定的地方却要几百元,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要承担这么多费用,公司根本没法开了。好在新的《公司法》实施,会取消很多收费项目,但类似居委会盖章这种规定还是没取消,想做网络公司的,想方便一点,看来还是比较难的。   本报记者 张苗 本报记者 陶玉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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